1948年7月7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同时，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办法。8月20日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亿元限额非常接近。12月23日，约10万人挤兑黄金，因拥挤不堪，导致7人死亡，105人受伤。
发行金圆券是谁的主意？人名是三个字的。
答案是王云五！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继法币之后发行的一种纸币，始于1948年8月20日，停于1949年7月3日，历时仅十月余，是中国历史上贬值速度空前的货币。
背景：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后，法币的极度膨胀给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政治军事带来了致命威胁，而国民党政府无法遏制法币极度膨胀，于是不得不改弦更张，取消法币，改发金圆券，以解燃眉之急。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 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并将此赌注压到翁文灏内阁头上。自此，金圆券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
王云五执掌财政，引起国民政府内外一阵喧哗。王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教事业多有贡献，被誉为“学问界恩人”。王云五自称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认为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的管理经验，无法胜任财政重责。
翁内阁组成后，蒋介石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具体方案。结果表明，蒋否决了俞鸿钧计划，而采纳了王云五方案。
王云五就职财长，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改计划的研究中去，自称“无日不是念兹在兹”。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所谓配合的措施，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事项。”为此， 他亲自草拟了一道《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
1948年7月7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注：严家淦时任台湾财政厅长，刘攻芸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徐柏圆为财政部次长。），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至此，作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才知道顶头上司王云五竟有这样一个亲自拟定的方案。24日，翁文颢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当局正在筹划削减通货膨胀的办法（注：参见《大公报》（沪）1948年7月25日。），但未公开具体内容。
7月9日至28日间，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3 位专家对王云五案进行了数次讨论，仅作了少许修改。29日，一同前往浙江旅游圣地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蒋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嘱各位先行准备，等候决定。
蒋介石会见翁文灏一行后，当日即离开莫干山，转抵上海。蒋多次就币改方案征询前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张断言如不减少预算支出，降低发行额，新币必然贬值，物价绝对无法限制，所定20亿元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就将冲破限关，如果人们对新币不予信任，弃纸币而藏货品，后果将不堪设想。蒋表明他对发行新币的前途忧虑重要，然其意一决，认定币制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非改不可。
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按例不能与会，但会议需要他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故破例出席。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下午6时， 行政院会议继续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 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放。20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同时，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办法。
8月20日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 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蒋介石与王云五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翁文灏在行政院也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协力执行各项办法。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注：蒋经国名副实正。上海是中国财金中枢。财经命令能否得以实施，于上海关系甚大。蒋介石派太子亲赴上海督导，足见其用心良苦。）；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铁腕措施，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在币制改革后的40天里，出现了“奇迹”，如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
但是“奇迹”可谓昙花一现。“打虎英雄”蒋经国受扬子案致命打击被迫辞职离沪，金圆券发行极剧膨胀引起物价狂涨。10月26日行政院被迫变通策略，规定：“如系国产货品，按产地收购价格或原料价格予以调整。进口货按进口成本调整。”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承认币改失败。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3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财政部长由徐堪接任。但王云五并未过度沮丧，他引以自豪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搜刮了2 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否则，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确“功不可没”。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 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银行开始可以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金折合4金圆券增至20金圆券。
11月20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并委托中交农三行同时办理。自此，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许多人头一天晚上露宿在黄浦江边划船上，以待次日破晓到银行优先抢兑。12月23日，约10万人挤兑黄金，因拥挤不堪，导致7人死亡，105人受伤。俞鸿钧因此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刘芸接替。
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到1949年4月， 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500元、1000 元、5000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 相继印行，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全国有40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抢米风潮一天曾涉及27处。 许多商店的店主、 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能和1948年9月的1元买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卖金圆券4.4亿元， 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1粒就要130多元。 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 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快得多。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连部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 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鉴于“恢复金圆券之信用殆不可能，改革币制似已无可避免”，广州国民政府重演故伎，于7月3日停发金圆券，改行银元券（注：一种更短命的纸币， 1949年11月30日停发），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蒋介石在1948年10月曾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事实证明， 世界大战爆发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新货币——金圆券的发行，除了搜刮民财，增加了民愤，导致了更大的经济混乱之外，丝毫没有达到稳定币制、挽救国统区危机的预期目的。台湾著名学者沈云龙甚至认为：“金圆券是大陆沉沦主因。”这种看法似有夸大金圆券影响之嫌。试问，如果不进行币改，继续发行法币，又将如何？究其实质，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盘失败。一个千疮百孔、病人膏盲的驱体，非一剂良药就能治愈得了的。相反，中共已是得道多助，众望所归，尤其是在其实力已大大超过国民党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不管是否取消法币，不管发行不发行金圆券，其最终失败都是注定的结局。
文章摘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01期 作者：李金铮 原题为《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恶例——金圆券发行内幕初探》
金圆券的情况事例
1948年8月20日，北京大学秘书处通知全体教职员，北大遵照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即日起，会计出纳一律以金圆券为单位。又，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自1948年8月份起，公教人员薪给一律改发金圆券。
此后物价飞涨。10月17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学生自治会16日上书训导长，因公费“不足维持最低之伙食”，要求“公费全部配给面粉，副食费亦按官价配售。”
10月23日，北大秘书处通告：“查公教人员9月份配备面粉，本校业向平市配委会借到每人半袋（22斤）。定于25日至下月5日配发，请携私章、面袋一个、手续费、运费、出库费等共金圆3角，至庶务课领取。”
10月25日，北京大学教授发表《停教宣言》：我们每月收入不过维持几天的生活……难于安心工作”。“政府对于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起，忍痛停教三日，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
同日致函胡适校长“要求学校在1周内借支薪津二个月，以免冻馁。”在宣言上签名的有82人。北平各院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支援师长停教宣言》。
同日，教育部代电：奉行政院核定，学术研究补助费，自本年7月份教授每月法币500万元，副教授400万元，讲师300万元。助教200万元。自8月份起改发金圆券，教授每月20元，副教授15元，讲师10元，助教5元。
10月27日，教育部代电：各校教授电请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并增加学术研究补助费为金圆券100元 。行政院1948年10月11日指令均应从缓议。同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也发表《停教宣言》：“币制改革以来，物价上涨10倍。而我们的薪给被冻结着，……我们和我们的眷属为饥寒所迫，不得日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进行借贷，以维持生计，谨此宣言。”
11月1日，北京大学沙滩四院的自费和半公费学生致校长函：“四院冷清清的整个在饥饿中，一天每人吃到3/10两油，一餐每人吃三块丝糕以及十几块苦味的萝卜。下月预算说：除2/3袋面粉（30斤）外，还要40多金圆券。面粉何日运来还遥遥无期，至于40多金圆券，那也更不是我们所能负担的。我们吃不饱饭，不能安心上课。万不得已，请校长立即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要求是：(一)给我们特种救济金，与全公费待遇相同。(二)特种救济金教育部未答复前，请学校暂垫。”
11月21日，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致胡适函：“同人们真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请校长向政府据理力争，从11月份起按实际物价指数发薪，以维持低到无可再低的生活。还请求学校设法立即每人借薪一月，分期扣还，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11月22日，胡适为职员生活问题致函教育部，提出：教职工役等自改行金圆券后，物价又复上涨，员工实感不支，请设法予以调整。
这时，解放军已重重包围文化古城北平市区，国民党政府妄图将一些知名教授学者送至南京。12月11日，教育部长陈雪屏自南京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发来电报，嘱立即组织第一项名单所列各院校有地位之教授、中研院院士、各院校馆行政负责人先走（去南京）。其中特别提出：“适师及师母必须先行，无论空军专机或航机先到，立即动身。”其余“一俟场可着陆，即派机来迎。”“大抵每机可坐40人，拟用四机分两批”，何人先走，“排定次序，秘密通知，立即出发。”
12月14日，北大校长胡适给汤用彤教授、郑天挺秘书长留下便条：“今日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
12月15日，胡适离北平飞抵南京，同机有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一家。
北大师生员工在饥饿煎熬中盼望着北平的解放。
我有一张1949年的中央银行金圆券五十万元值多少钱？
淘宝金圆券贵四00-500元便宜50元买 例; 民纸币/一9四9央银行/金圆券五百圆500元/华书局版枚 90.00 民纸币/一9四9央银行/金圆券五百圆500元/央印制厂枚 四5.0百元大钞的大写怎么写？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和百千元的大写如下：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漆 捌 玖 拾 佰悄搏 仟 圆
计数的数目用大写，这是从古代一直沿用到今的。解放之后有些账目慢慢的改用阿拉伯数字，但是重要账目、支票汇款、股票、国债票据仍然使用大写汉字数字。
关于大写数字的起源，有隋唐、武后、宋代等几种说法。大写数字最开始使用时间约唯橘在公元4世纪前后。
大写数字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发明出来的。武则天世代就已经广泛大量使用大写数字了。朱元璋出于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整饬，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强制性实施完整的大写数字，从而完善并规范了大写数字的应用。
大写数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数字书写方式。这种方式利用与数字同音的汉字代替数字，用以防止数目被涂改。大写数字很启山祥多时候出现在银行的收据中，用这种办法可以有效的防止数字被涂改，以至于伪造收据。
百元大钞是哪一年发行的
百元大钞正式发行时间为1987年4月27日。和百元钞同时发行的，还有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50元其他8种面额的人民币，同时还有配套的1角、5角、1元硬币。与第三套人民币对比，增加了50元与100元的面额。
另外之后又对50元、100元的人民币增加了安全线，增加仿制的难度，让人民币的安全性大大增加。
【拓展资料】
人民币最大的额度就停留在100，再也没有改变过，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一共有4个原因，尤其是第4个原因才是核心，分析如下：
一、现在是一部手机走天下！尤其是年轻人身上一毛钱的现金都没有，之前我们坐公交车，我们坐地铁还要换零钱，现在也不需要了，直接用手机支付就可以了。
可以说是手机移动支付的流行，让我们的人民币最大面额停留在了100。你看我们到线下逛超市，逛商场，哪怕在路边摊去买一瓶矿泉水都可以用手机支付，我们来线上就不用说了，各大网购平台，包括有些人傻钱多的家伙，看直播的时候，给小姐姐们打赏，也是手机移动支付。
并且手机移动支付它的好处是什么呢？他可以精确到每角每分，最大的额度你也可以一次支付几千，支付1万都可以，所以现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大额的现金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二、因为大面额的钞票不安全。尽管现在手机移动支付很流行，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在使用现金，其中还有一部分浑水摸鱼，使用假钞。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拿着1000的假钞去买东西。这个商贩的老板要找他一大堆的零钱，结果回过头来发现这一张千元大钞是假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说不定他一天两天都白干了，损失是非常大的。
尽管我国对假币的生产和使用者进行了严惩，并且我们还要不断的提高纸币的防伪技术，但是经常还会听到一些小商小贩说他收到了假钞。所以百元大钞可以最低限度的降低这些小商小贩，他们的损失。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遇见丢东西的这种情况。如果每月老板给你发工资，发5000块钱，给5张千元大钞，你这个时候你不小心掉了怎么办呢？你一个月不是白干了吗？如果给你50张百元大钞呢，即使你掉了一两张，损失也没有那么大。
三、交易很不方便。你拿千万大钞去买一迸矿泉水，小商贩为祥或行了找你给你零钱，他要准备很多很多的钞票，而且特别麻烦，所以这样的话流动起来很不方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1套人民币有5万面额的之后，就迅速取消的原因。
四、是因为钞票越大，钱越不值钱，通货膨胀越严重。有一个非洲的国家，就是货币超发特别严重，好像说买一瓶矿泉水就要用捆钞票。而且他们的钞票都是用汽车拉，用麻袋背过去买东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钞票的面额太大。他本来就是一张纸，背后就是有国家的背书，才变成钞票，钞票印多了以后，我们的生产总值没有增加，我们的商品价格必然会上涨，最后的结果就是钱越来越不值钱，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
尽管我们的钱每年都在贬值，但是我们最大的面额是100，所以我们的物价是稳中有长，通货膨胀率都在可控的范围之谨哗内。
再加上我们现在手机移动支付特别先进，特别方便，完全没有必要再去搞大面团知额的钞票。
